近来，中国的一线作家“集体怀旧”。日前出版的今年第三期《收获》发表了苏童的最新长篇《黄雀记》。这部小说最引人注目之处是，苏童又回归了多年前的“香椿树街系列”，写起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故事。巧合的是，近来出版长篇的名家近乎一致的集体回望，作品中最新的情节也只止步于1990年代。
　　
　　苏童等作家“集体怀旧”
　　
　　苏童把新小说的时间定格在1980年代。《黄雀记》写了二三十年前发生在香椿树街的一件错综复杂的青少年强奸案。在时隔多年之后，苏童这次又延续了“香椿树街系列”，这个虚构的街区其实也就是苏童亲身经历的一个缩影。“像香椿树街的故事，我可能到死都写不完，因为记忆取之不竭，用之不尽。”苏童说，“如果你能够善待你自己生命当中最真实记忆的话，你一辈子写不完的。”
　　
　　怀旧，从记忆中寻找创作素材，最近似乎成了一线作家的一种时尚。韩少功和梁晓声在上月分别推出了新长篇《日夜书》和《返程年代》，写的都是他们差不多近30年前就开始涉足的“知青题材”。
　　
　　广获赞誉的金宇澄的《繁花》，虽采取远近两条线并进的叙事结构，但远的故事发生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近的也要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至于夏商的《东岸纪事》、叶兆言的《一号命令》等新作全部写的是几十年前的往事。
　　
　　记者注意到，近年来很多著名作家都在靠回忆“吃饭”，小说里写的都是一些往事。以至于莫言得了诺奖后，游客跑到他的家乡高密一看才发现，原来当地红高粱早就不种，而在莫言的小说里，红高粱依然喜人。这才有了当地为了满足读者需要，连夜赶种红高粱的怪事。
　　
　　一线作家面临“中年危机”？
　　
　　这不得不说是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中国的这些一线作家，虽然生活在当下，享受着现代生活的各种便利，面对着现代生活的各种困扰，但这段生活在他们的作品中被集体抹去了，作家们似乎仍然沉寂在描写自己年轻时代的狂喜之中。
　　
　　对此，业内有一种声音认为，这是创作规律的必然结果。比如同样写了不少往事的阎连科就强调作家和生活应该保持距离。只有保持了距离，才可能将生活的本质看得真切。而如果按照这个说法，现在正是作家回忆二三十年前往事的时刻。
　　
　　而评论家李勇的看法却比较尖锐。他认为，这正反映了一线作家集体面临的“中年危机”。在李勇看来，当前有些作家在创作中疏于关怀活生生的、具体的“人”，疏于贴近到现实的生活。因为对当下生活并不了解，所以一种比较保险的办法就是写过去。也有人因此笑侃道，一线作家之所以集体不写当下而集体怀旧，就是因为他们把现在的时间全部用来写过去了。
　　
　　但问题是，现在的读小说的人全部是生活在当下的，他们很希望从那些新长篇之中看到当下生活的影子，看到著名作家对于现实生活的态度和思索，尤其是那些年轻的读者。
　　
　　不久前一位80后读者就告诉本报记者，他很希望看到莫言写写红高粱被砍掉之后的事，因为现实有现实的精彩，但是莫言的文字里依然执拗地让红高粱迎风招展，“或许莫言太爱过去的家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