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第三次工业革命悄然而至。像历次工业革命一样，第三次工业革命将从根本上改变现有的生产方式和产业组织形式，改变国家间的比较优势条件和产业竞争的关键资源基础。这将深刻影响中国产业结构调整演进的路径和进程，对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构成巨大挑战。
　　
　　经济日报发表中国社科院工经所吕铁文章分析，一是现有的比较成本优势加速削弱。随着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到来，在新的制造模式和组织形式下，生产过程使用的劳动力将大为减少，制造业的竞争优势来源将不再是同质产品的低成本价格竞争，而是如何利用先进制造技术向市场提供价格合理、质量优越、性能稳定且更具创意、更个性化、环境更友好的产品。加之，目前中国劳动力、土地和环境等要素成本已进入加速上升期，由此将会导致中国的低端要素比较成本优势加速削弱。而发达国家固有的技术、人才等高端要素的比较优势则得以强化。因此，在新工业革命背景下，国家间比较优势格局的变化将使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面临更大的路径选择风险。
　　
　　二是新兴产业发展面临的国际竞争压力加大。本轮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各发达国家都将产业政策重点聚焦于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新材料等新兴产业的发展。发展新兴产业需要具备两个条件：一是通过加强研发提供足以支撑新兴产业发展的核心关键技术，二是要存在对新兴产品的领先市场需求。总体上看，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的新兴产业发展面临的技术供给和领先市场需求条件明显优于中国等新兴工业国家。为了应对第三次工业革命，发达国家政府从技术、制度和组织等方面加快了新兴产业的发展部署，把新兴产业发展作为推动新工业革命的战略重点，并强化其在全球新兴产业体系中的主导地位。这无疑会进一步加大中国新兴产业发展面临的国际竞争压力。
　　
　　三是适应新技术经济范式的制度创新和管理变革能力薄弱。从前两次工业革命看，技术经济范式的更迭不仅是制造技术的变革，更是与这些技术相适应的企业管理方式和社会制度基础的变革。同样的，对第三次工业革命的理解也不应局限在技术基础、生产方式和产业组织形式的变革方面，更深层次的是制度的创新和管理方式的变革。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大规模定制、社会化生产、平台型企业、网络化组织、开放式创新等更为普遍，生产者与消费者的互动更为紧密，对市场需求的快速反应更为重要，创新型中小企业的作用更为突出，这些变化都将对制度创新和管理变革提出新的要求，也对中国目前相对薄弱的制度创新和管理变革能力构成现实挑战。
　　
　　文章表示，第三次工业革命在带来挑战的同时，也将为中国把握新一轮科技和产业发展先机提供契机。就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而言，第三次工业革命同样带来了赶超发展的“机会窗口”。
其一，有利于促进二、三产业的深入融合。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到来将进一步加深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趋势。信息技术向工业、服务业全面嵌入，以及制造技术的颠覆性创新将打破传统的产品生产流程，制造业和服务业不仅在产业链上纵向融合，产业链本身也将重组，产品从设计、生产到销售的各个环节都需要实现二、三产业的深入融合。同时，二、三产业在地域上将呈现聚集的趋势，中国城市人口多、消费需求旺盛，将有助于未来不同层次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中心的持续形成。
　　
　　其二，有利于催生新的产业群体和经济增长点。与前两次工业革命不同，第三次工业革命不仅会引起工业领域的重大变革，还会影响到服务业领域，催生新的服务业部门，二、三产业融合也将产生众多新的业态。未来工厂的生产环节将需要极少的一线工人参与，大部分就业集中在研发、设计、采购、营销等制造业相关服务业。
　　
　　其三，有利于加快传统产业的创新驱动和转型发展。一方面，新技术、新工艺将大量应用于传统行业，大幅提升传统产业的技术含量和生产效率，激活传统产业改造升级的内生动力。另一方面，一些传统产业将转型升级为使用新技术、采用新生产方式、满足新市场需求的新产业。
　　
　　其四，有利于缓解日益趋紧的要素约束。第三次工业革命将催生一大批围绕信息技术、新制造技术、新材料技术的新兴制造业，其要素投入量和要素结构非常适合城市的资源供给特征。这些行业以设计、技术、创意的输出为主，不需要大规模的制造过程，对土地和空间的需求少，属于劳动集约型和土地集约型行业；产品价值和特征由技术和个性化决定，属于人才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行业；在要素投入中，智力投入比重高，产品大多是实物与服务的结合，实物生产部分模块化、标准化程度高，对资源能源消耗小，排放也少，属于资源集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的行业；制造过程大量应用信息技术，生产组织更加科学，属于物流节约型行业。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和壮大也有助于中国制造业突破日益趋紧的要素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