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北京印刷业为即将出台的严苛的排污标准而困惑之时，又陷入了部分区县计划清退的紧张之中，昔日的“文化产业”竟遭遇如此境遇，令人痛心且不解。《中国新闻出版报》近日的一则消息令人眼前一亮，在中央文资办、国家文物局等的支持下，文物出版社印刷厂获得了国家的800万资金用于恢复珂罗版印刷技艺。

相比始于中国隋朝的雕版印刷术、由中国北宋的毕昇发明的活字印刷术，珂罗版并非源自我国，而是由德国慕尼黑的摄影师海尔拔脱于1869年发明。能得到国家如此重视，皆因其在古画复制上的效果逼真。

与文物出版社印刷厂不同的是，业界知名的古画复制企业圣彩虹，采用的则是全数字化的制作工艺。两家企业的古画复制效果，均曾被权威的专家评价为“下真迹一等”。

笔者不是专家，绝不敢妄言上述企业的工艺，其复制效果孰优孰劣，但毫无疑问，两家企业，包括多年来以坚持用珂罗版技艺进行莫高窟诸多石窟壁画临制的东方宝笈，及拥有已经入选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推荐项目的木版水印画技艺的荣宝斋等企业，他们多年来的奋斗经历，有许多故事传为美谈，最感动的是，凝聚着让人敬佩的传承中国艺术精粹的使命感。

这便是文化和艺术的魅力，使得参与者醉心其中，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青春，“嫁”给了艺术传承的伟大事业，东方宝笈的李东方女士便是一例。

上述技艺，面向古代书画乃至石窟壁画，可谓离艺术瑰宝近在咫尺。工艺精湛的高仿复制品、临制品，具有收藏价值，乃至艺术价值。而当代社会的批量化印刷，当然谈不上收藏价值，但书籍的字里行间，纸墨飘香，开卷有益，早已沁入心扉、存入记忆、挥之不去。可以说，即便是最普通的四色印刷机，其承印出来的书籍，也参与了文化传承的过程，这是印刷业本质和基本的文化属性。

这正是印刷人的力量源泉；这正是印刷人的信念；这正是印刷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后人的自豪感。这力量、信念、自豪感，理应可以感动和震憾更多人。当然，毫无疑问，印刷人需要拥有另一份自豪感，就是成为绿色印刷使者的自豪感。